茶叶，可以喝，能致富吗？在不少中国产茶区，由于信息闭塞，世世代代在田间耕作的茶农，却对这片叶子的神奇力量并不知晓。

　　“他们不知道怎么生产，我们就来培训指导；他们不知道茶叶卖给谁，我们就为产品找销路。我们不是把钱分给茶农，而是教会他们致富的方法。”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秘书长朱仲海说，带领茶农走上致富路，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已经实践了至少7年。“早在2010年10月，我们便成立了中国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工作组，动员业界各方力量，探索落实重品质、重安全、重环境、重民生的产业发展战略。”

　　茶叶扶贫，他们一直在路上。

　　“把脉”茶叶扶贫

　　作为茶产业精准扶贫队伍中的一分子，朱仲海7年来始终参与在一线工作中：进茶山，访茶村，与专家学者一同为当地茶业“把脉”、指导，对于全国茶产业的扶贫情况，他是用双脚丈量的。

　　“茶产业扶贫的工作任重道远。”朱仲海深有感触。近几年，根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统计，我国大陆共有19个省份、近1000个县产茶，在这些产茶县中，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将近600个，占比超过了六成。其中涉茶人口8000万，茶农占了大多数。

　　在他看来，交通不便是导致产茶县贫困、落后的首块绊脚石。

　　“茶区生态环境好，但大多处于山区和半山区，交通不便导致信息闭塞，卖茶难成为了当地茶产业的大问题。”朱仲海说。

　　其次，是产品没有品牌。到访这些产茶村，几乎家家都做茶，这也意味着一家一户都是小作坊式的生产。从茶园管理的相对粗放，到生产效率的相对低下，直接导致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外地的知名茶企和消费者，都对这样的产品望而却步。

　　“第三是当地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观念比较落后，他们往往安于现状，并没有开拓市场的理念，也没有概念想要去改变生活落后的面貌。”与当地茶农交流后，朱仲海更意识到，打开当地农民的思路，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调研时，我们看到茶农摘点野草野花就当饭吃，茶叶这么好的生态资源，并没有成为他们致富的钥匙。”朱仲海说，“第四个导致茶区贫困的原因，是当地对产业发展没有清晰的定位和整体的规划，对于主导产业如何去引导，并没有前瞻性的认识和分析。”

　　“一旦找到这些问题的突破口，茶产业扶贫，带动茶农致富，大有可为。”朱仲海说，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所明确的14个跨省片区（680个县）中，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的大部分县都比较适宜种茶。

　　“现在，已经有很多贫困地区有意愿发展茶产业，立足茶产业精准扶贫，既可以提高茶农收入，振兴区域经济；还可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旅游，符合国家发展生态农业的大政方针；同时还能够提升地方的文化格调与内涵。”朱仲海说。

　　因地制宜的“土方法”

　　拔地而起的高层小别墅、蜂拥而至的茶叶经销商、茶叶季笑逐颜开的面庞……几年来，不少产茶区摘了贫困县的“帽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河南固始县，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它的脱贫模式甚至成为了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固始模式”，扶贫产业中，茶产业也是幕后功臣。这里扶贫经历的一幕幕，无论是波折还是成就，都成为了全国各地茶产业扶贫历程的缩影。

　　“当年进茶村，只要仔细一查看，到处都是毛病。”朱仲海回想起第一次到固始县扶贫的场景。现在已很难想象，7年前那里的茶园，田埂里到处是生活垃圾，甚至还有用完的农药瓶子散落其中。

　　“我们带专家手把手指导当地茶农如何种植茶园、如何管理。但一开始，农民并不像预想的那样买账。”朱仲海笑笑说。比如当地在人行道旁的茶树，常年没有防护。专家建议，在茶树与人行道中间，建一堵植物防护墙，既美观，又能对茶园起到保护作用。

　　但当时农民普遍反映：他们世世代代都这样种，专家说的方法太费事，他们不愿意配合。朱仲海说：“我们当时还请来了联合国的病虫害专家做指导，农民们也不认可，‘老外能讲什么东西啊’。”

　　这样的“硬”推广显然不是办法，朱仲海就和同事商量，要用农民的语言和农民交流。他们请村长或当地人来做代表，用方言和茶农普及茶叶生产知识，并邀请大家参加培训，包吃包住，这样的“劝说”和“福利”，才吸引农民前来。

　　“到了培训现场，茶农们静下心来一听，方才觉得专家讲得有道理。下次开会，不用动员，也不用解决食宿，他们纷纷赶来了。甚至还有农民把专家拉到自己家里去做客。”朱仲海说。

　　交流要讲究方法，做茶也要“接地气”。“在茶叶扶贫点，我们都会找上当地的‘土’专家和外来专家一起去，让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合实际的、可操作的方法，其中不乏一些‘土办法’，茶农们一听就懂，还容易上手操作。”

　　比如有的专家细心观察到固始当地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草，只要往肥料里一拌就可以驱虫。还有一次，联合国专家组的一位教授发现当地茶园有一种死掉的虫子，也将虫子拌到肥料里，做简单处理，撒到茶园里，同样可以驱虫。

　　“专家因地制宜地通过地方特色来解决问题，选材也是当地物种，避免了从外地引进其他物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朱仲海说，“由于除草剂不能用，专家还指导茶农剪枝压草，既环保、省事，又能避免喷洒农药影响茶叶质量。”

　　除了“量身定制”的除虫、除草方案，专家组更是结合当地特点，指导茶企、茶农优化生产。到现在，优质的信阳毛尖已成为固始县的特色产品，更打造了“九华山毛尖”、“仰天雪绿”、“十八盘毛峰”、“杨山春绿”等地域特色品牌。“不仅如此，后来我们再去调研，发现当地茶企还在其他县市设立了新的生产点，自发将这些成功经验带到了其他地区，助力了更多茶产区的脱贫致富。”朱仲海说。

　　听农民的声音

　　因地制宜，说到容易做到难，因此，前期充足的调研必不可少。

　　每到一个扶贫点，都像在做人口普查。“比如一个镇，它有多少个行政村，村里有多少个农户，农户分布在什么地方，耕种是什么情况，有多少亩茶园，有多少个贫困户，我们都要事先摸查清楚。再根据这些，到当地去。”朱仲海说。

　　记得有一次，为了去云南一个偏僻的产茶村——普洱市澜沧县惠民乡芒景村，他们颠簸盘旋走了近五六个小时的山路。到了当地，茶农家徒四壁的生活状况，让调研组触目惊心。而当地人习惯吃的野菜被热情地端上桌后，还造成了调研组成员的食物中毒。匮乏的生活条件，如此真实地呈现在调研组面前，更坚定了他们要为当地尽一份心力的信念。

　　要了解当地情况，更要听农民真实的声音。但一到正式座谈的场合，老实的农民朋友却不知道怎么说，更不知道说什么。

　　可不了解当地茶农的生活状况、所思所想，就不能给当地贫困“对症下药”。这时候，村长给出了个“土方”。“他让我们先安排茶农吃顿饭、喝点酒儿，果然，几杯小酒下肚，这些茶农兄弟也放松了，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自家茶园和生活的情况，我们就把这些一手的资料汇总记录下来。”朱仲海笑着说。

　　正是这样与农民兄弟面对面的交流，才使得专家组了解了芒景村与茶深厚的渊源。“这里是布朗族聚居村，他们对茶及祖先留下的衣食之源——古茶树林有着深切的敬重之情，每年还会举办祭茶祖节呢。”

　　如此浓郁的地域风情，让专家组眼前一亮，为当地量身订制了发展方案———推广茶旅游。他们指导茶农建起少数民族民宿，办起了农家乐，组织游客进行茶园观光、茶叶制作、品饮及购茶等。现如今，每年来这里的游客能达到20万人次，茶村的收入比原来不知翻了多少倍，已达到1000多万元。

　　朱仲海笑着说：“现在茶农的思路也打开了，与外界的交流也更加广泛。他们现在正申报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呢。”

　　为扶贫树立标准

　　“有入口、有出口，才能可持续，才能真正让茶农脱贫致富。”朱仲海说，通过实地调研，他们不仅邀请专家为茶农指导生产、制订方案，还在为茶产品找销路。

　　2010年，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在荷兰禾众基金会(Solidaridad)的支持下，联合茶叶道德合作联盟（ETP）、公平贸易组织（Fairtrade）等国际机构以及联合利华、川宁等跨国公司、涉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成立了“中国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工作组”，并制定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指南》。

　　“只要扶贫点按照《指南》上的做法来生产，他们的产品就不愁卖。”朱仲海说，不仅如此，他们还结合国内外实际，打造了扶贫的新思路：国外企业认可在《指南》标准体系下生产的产品，并在原有产品价格基础上加价一美金或若干美金，印上扶贫点的标识在国外销售。

　　“通俗地讲，一款茶叶原价5美金，但企业加价为6美金或者更多，这多出来的钱，是消费者认可的扶贫资金。这些资金最后都汇给中国的茶叶扶贫点，用来建学校、买农机、修道路。”朱仲海说，这是扶贫思路的“中西结合”，将国外比较认可的扶贫理念在中国茶产区进行实践，目前已有几百万的扶贫资金投入到了茶产区的建设中。

　　目前，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正在计划申请应用于国内企业的中国茶叶扶贫标识，下个月，他们将到河南信阳和安徽六安调研，希望可以将两地作为该项工作的国内试点。

　　“接下来，我们还将联合国内百强茶企，制定中国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团体标准。将这些年成功的扶贫经验，制定成扶贫的样板和标准，以点带面，在全国推开。”朱仲海认为，扶贫工作要借助全社会的力量，“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才能把扶贫工作做扎实，真正帮农民脱贫致富。

　　现如今，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统计，全国已有100多个县开展了2045个茶叶扶贫项目，投入专项扶贫资金12.6亿元，脱贫人口77万人，并建立535个村级茶叶扶贫示范点。

　　几年的茶产业扶贫经历虽然辛苦，朱仲海却充满成就感。“刚进贫困村的时候，当地村民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但当实际工作做好要走的时候，他们会自发地、热情地欢送我们直到村外。那一刻，我们就知道，工作做到他们心坎儿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