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儒家文人遇到了空前的大难题。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尚未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文化人向来自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元朝统治者眼里却落了个“臭老九”的地位。明代党狱横生，文人不敢稍稍发挥独立的见解。于是，许多有才学的人隐居山林，以茶解忧，茶成了表示清节的工具，称作“苦节君”；茶成了苦中求乐的文人朋友，又称作“忘忧君”。其实，“苦节”到是真的，“忧”却很难忘却。

     诚如庄子所云，江湖的水干枯了，鱼儿们用口水相互沾润，倒不如江湖水满的时候不相照顾的好。茶人们这种苦节励志的精神固然可贵，但对整个社会却难以有所匡辅。但是，正因为不像宋人那样，时时处处都用儒家礼仪规范饮茶活动，所以才使中国茶道的自然情趣更为浓重。茶人们从茶中领略自然的箫声，尽量“忘我”，求得心灵的某种解脱，庄子说，颜成子游从师学道，第一年心如野马，第二年开始收心，第三年心无挂碍，第四年混同物我，第五年大众来归，第六年可通鬼神，第七年顺乎自然，第八年忘去生死，第九年大彻大悟。无论皎然的三碗茶诗，还是卢仝的七碗诗，仔细读去，都包含着庄子这种混同物我，顺乎自然，大彻大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