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闽字）自古以来，海运发达，为茶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不丹建立东洋贸易据点，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荷兰商人首次购到由厦门运去的茶叶，1644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Thomas Garraway）在《茶叶的种植、质量和品质》一书中说：“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委托厦门商馆代买茶叶150担直接运往英国。1699年该公司定购的茶叶有优质绿茶300桶、武夷茶80桶。1702年该公司载运的整船茶叶，松萝茶占2/3，珠茶占1/6，武夷茶占1/6。而此时绿茶和乌龙茶的出口是同时进行的。1751-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茶叶1678余万千克。其中武夷茶2363万磅（1063.35万千克）占总输入量的63.3%，可见这时期输入英国的茶叶以武夷为主（平均每年约100万千克左右）在英国武夷茶被誉为“东方美人”。因此，许多国家对“茶”的语音，多由厦门方言“Tay”的读音称茶为“Thee”。
安溪蓝田黄柏村茶农一鼎问世
1936年统计民国初期，福建省茶园面积约36000公顷，产量1.5吨以上。茶叶营业税占全省营业税总额的21%以上。当时，还没有饮香茶叶专业合作社，只有饮香茶农合作摊。茶叶分为内销茶、外销茶（包括侨销茶）。绿茶内外销各半，乌龙茶多为侨销，红茶销往英、德、法等国，花茶多销国内华北、东北等地。1920－1932年全省出口量在920－1700吨之间徘徊。1949年全省茶园面积仅有18000公顷，为搞日战争前的一半，产量3500吨，为战前的28.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福建乌龙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50年代是恢复生产的发展时期，60年代、70年代属于徘徊缓慢发展时期，70年代末以来属于持续稳定地增长时期，截止1987年，福建省乌龙茶总产以达23095吨为1950年673.5吨的34倍。近年由于外销数量的不断增加，不少年份曾出现求大于供的现象。除在历史上基本固定的闽南、广东、香港、澳门，东南亚等传统市场外，已扩大到欧美十余个国家，特别是日本自80年代掀起的乌龙茶热，1978年进口乌龙茶为83吨，到1987年福建省直接对日本出口乌龙茶达41773吨，占全省茶叶出口总额的76.64%。目前产区已扩大全省50多个县市。
中国与美国茶叶盈利的第一站
1785年，美国有一艘“中国皇后号”商船首次从广州运载茶叶回国获巨利，从此商人纷纷投入茶叶贸易，往来中国船舶络绎不绝。1874～1875年，美国由厦门运回的乌龙茶达34.7万千克。1858～1864年，单由厦门口岸输出的乌龙茶就有181～317.5万千克。1877年达4.08万千克。可以说19世纪是武夷茶（包括绿茶和乌龙茶）风靡欧美时期。
早年的安溪没有销售渠道 少产
乌龙茶主产区崇安武夷及其附近区域，由于当时武夷地处古驿道，为外省“八闽之孔道 ”福建南来北往必经主要道路之一，成为茶叶的集散地，临近地区，一向有冒充武夷茶运销各地。闽南安溪等茶区虽有生产（如饮香茶叶、珍再享、大安溪），但在生产规模等方面均逊于武夷岩茶。乌龙茶的购销运主要有漳泉下府（晋江、漳州、泉州、厦门等地）、潮汕（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和广州三大茶帮经营。五口通商前，仅有广州一个口岸出口。武夷茶先经陆路沿崇安西北的分水关至江西铅山，再由水路沿信江入鄱阳湖上溯赣江上游，转陆路过梅岭入广东，经北江水路至广州出。五口通商以后，武夷茶主要沿崇阳溪，经建溪入闽江直达福州再转运他地，既可直接通过海路运抵闽南各港口，又可直抵汕头、广州、港澳等地，这样既缩短了行程，又节省了费用，茶商获利更厚。当时有诗歌描述茶商频繁往来武夷的盛况称：“腰缠百万赴武夷，主客联欢入大关，一事相传堪告语，竹梢夺得锦标还。”又“雨前雨后到南台，夏广潮汕一路开，此去武夷无别物，满船****蔽江来。”致使地处武夷茶运销之黄金水道—建溪、闽江及沿水各县，因茶叶可顺流而下的便利，发展很快。
福建绿茶、红茶历史渊源
福建省茶叶出口最早是以绿茶为主，以后武夷茶逐源增多，成为中国在欧州的代称。17世纪末、18世纪初，我国茶叶出口地仅有福州、泉州、广州三个口岸。由于外贸兴起，茶叶生产的发展亦是必然现象，但福建省各茶区的茶类发展并不平衡。闽东福宁府诸县，起初产制绿茶供自饮，海禁开放后，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开始行采制红茶，各茶庄竞相采用，茶业乃大发展。据光绪十年（1884年）版的《福安县志》载：当时福安遍地植茶，年产超过十万箱。当时红生产主要集中在闽东北有政和工夫、崇安正山小种、坦洋功夫、白琳功夫、邵武功夫、沙县功夫。福州北岭一带亦产红茶。
福州砖茶历史文化
清代五口通商以后，有福州、厦门二个通商口岸，揭开了福建茶叶直接出口的外贸史。英、荷、德诸国均在福州设洋行经营茶叶，俄商在福州建立第二个砖茶厂后，又在南平、建瓯、南雅、三门、太平等地设厂，当年产砖茶4500担（225吨）。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1877年俄商从建宁携带口子税单运往福州出口的砖茶为3505担。福州遂成为中国三大茶市之一。光绪初年为福建茶业的最盛时期。光绪四年（1878年），福建茶叶出口达80多万担（4万吨），约占当时全国年出口量的1/3。当时生产的茶类有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砖茶、花茶。
由于福建（以闽南人为主）很多人飘洋过海外出谋生，单是1875—1880年五年间从厦门口岸出境人数就有149176人，其中到东南亚的有123444人。加上其他口岸和私出之人相当可观。出境者大多带有福建地产，特别是乌龙茶。因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乌龙茶被称为“侨销茶”，特别在东南亚华侨中牢牢地扎根。除海运水道外，当时尚有一条陆路。继丝绸之路后的一条茶叶之路是由山西茶客（亦有安徽、江西茶商参加）到武夷采办往关外运恰克图销售。闽北茶叶云集于武夷赤石，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装船，顺信江下鄱阳，至樊城起岸，贯河南入山晋城，经路安（长治）抵平遥，再由大同到张家口，走军台三十站转北行十四站至库伦，由库伦北行十一站达恰克图，全程经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河北等省区。在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茶叶贸易就很繁盛，当时闽北茶叶年产数十箱。经此道运往恰克图之茶叶，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一万普特（注：1普特=16.8千克），道光十年（1830年）达十四万普特，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达到三万普特，百年间增加了30倍。五口通商以后茶叶之路就车马稀疏了。
